康菲：在美国的天价赔偿中国难实现

四、区域协同治理的立法建构 作为宪法的具体化，立法承担着将具有合宪性的区域协同治理规则成文化、规范化和体系化的功能。

现代整体性思维是人类思维史的第三阶段，是对近代还原分析法（离散性思维）的扬弃，也是对古代的整体性思维创造性的复归，这种思维对促进生态环保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整体性食物权的产生、丰富、实现具有指导性价值。但是在总体上，社会组织、国家发现经济作物种植可能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和环境恶化。

35.林红：《基于农业环境法视域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构建研究》，《学术交流》2013 年第12期，第65-66页。欧洲对新型植物性产品和具有额外健康益处的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技术能够引起环境浩劫，但是农民必须还清他们的沉重的债务。中国儒家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主要是强调人体自身的和谐，是为了人本身。转基因农作物可能影响生物的多样性，基因逃逸会对自然界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人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是人这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区别所在。他还建议实行对粮食安全、食品安全、食品可持续性分别进行评估的三步法。[68]前注[53]，何俊志书，第127页。

在领导地方政权机关方面，政务院分享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部分职权，具有超出一般行政机关的特殊地位。就地方政府这一特定国家机关来说，它从附属于权力机关、以执行机关的名义分享着权力机关的属性，到基于权力机关的授权而仍保留执行机关的地位、但明确获得行政机关的属性，其地位纯粹化、分工确定化、权力定型化的走向是逐渐清晰的。[70]前注[2]，许安标、刘松山书，第298页。……人民制约代表机构，代表机构制约其产生的政府与执法机构。

为此，应当进一步提炼政府间职权分配规范，包括分配标准、事项内容、上级政府的监督与评价机制、下级政府自主性的保障措施等。在议行分工、执行分层的前提下，全国人大不应直接介入地方性的行政事务，国务院或其他上级政府直接介入下级政府的职权自然也不具有法理基础。

现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授予完全一致的职权，乡级政府只比前者少了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民族事务三方面职权。[68]有批评指出：由于垂直管理部门地位的特殊性，虽然管理权在上级，但工作部门却是设置在地方，服务对象也是地方，这就造成了监督条件的限制。适当分权意味着中央（上级）拥有终局决定权，但不可完全取消地方（下级）的自主空间，前者不能基于更高的权威而取代后者，不能将后者变为其行为工具。各级人大均具有决定权、任免权，都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机关。

[38]不及时、不充分、不全面地履行职责，同样属于权力滥用。上一级政府的主管部门是以其所在政府为后盾的，与所在政府同属一个财政预算单位，所作行为直接或间接系所在政府的意志。在中央层面，尽管人们常把政务院与1954年之后的国务院相提并论，但政务院并非行政机关。参见刘政：《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足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77、82页。

当然，强化地方人大的权威并非无限扩张其权力。这两种负责不是相互取代或覆盖的，其差异不是体现在数量层级上，而是指向的民意类型与范围不同。

[24]前注[4]，韩大元书，第307页。为此，应进一步充实地方人大有关组织人事决定权的实质意义。

[29]人大是人的集合性的存在方式，它不但是实现广泛民主的载体，而且是人民自我实现的载体。[43][美]布鲁斯·阿克曼：《别了，孟德斯鸠：新分权的理论与实践》，聂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4-95页。意志统一强调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法律地位，但不反对权力的纵向分配。全国人大是人民最高意志的权威代表，在此之下，国务院和地方人大都扮演着执行人民意志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1979年宪法部分修改，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符合扩大民主，监督政府工作，保持法院、检察院独立性的精神[31]。[48]参见张运昊：《行政一体原则的功能主义重塑及其限度》，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1期，第125页。

尽管如此，国务院不可越过全国人大的授权边界而直接介入地方人大事务。地方政府对本级人大负责与对上级政府负责应当存在事务上的区分。

在议行分离后，政府不再是政权机关，而是成为人大的执行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第三，某些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虽然具有一级政府的实际地位，但没有获得一级政权机关的法律地位，不能称作政府，如地区行署等派出机关。

在行政法上，行政机关既包含一级政府，也包含政府工作部门。[3]（2）上一级政府批准地方政府工作部门的设置。

地方政府职权的双重性决定了双重负责的差异化内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信息比较容易获取和甄别的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宜作为中央的财政事权。国务院有关央地财政事权的划分意见体现了此种实质标准：体现国家主权、维护统一市场以及受益范围覆盖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中央负责，地区性基本公共服务由地方负责。

地方人大对本级政府的工作报告不能只是听与取，而是要以公开审议的方式为之，审议未通过的工作报告将产生不利的法律效果，比如罢免有关负责人或者机构重组。地方人大在实施人事任免程序时，应当对离任政府负责人的履职效果依法进行监督，听取和审议其履职情况报告，并对拟任政府负责人的履职计划提出要求。

同时在这个前提下，对于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也都有明确的划分，使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能够协调一致地工作。第一，地方政府所涉事务是否具有超地方性。

[69]任喜荣：《地方人大监督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此种调整关涉地方事务的范围和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宜给予地方表达意见的空间。

由于国务院是全国人大意志的直接执行者，在涉及全体人民意志方面的事务上，国务院优先于地方人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地方政府在职能上具有双重性，兼具地方自主机关和中央派驻机关的身份[46]。《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条规定，政务院是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在该理论看来，立法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为行政机关提供具有持续效力的法律。

[2]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因此，上级代议机关不能取消下级代议机关而自我授权，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领导不能越过下级代议机关的职权。

地方拥有自身利益，对于超地方性的利益诉求，需要提炼、上升为更具普遍适用性的规则，即意志统一。[12]但是，董必武没有直接或明确为政务院作出此种定性。

此时，地方政府应当主要对上级政府并最终对国务院负责。[64]李凤羽、杨墨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吗？——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实证研究》，载《金融研究》2015年第4期，第127页。